但发达国家在兑现承诺方面并没有显示良好的诚意。据联合国框架公约秘书处的数据，与1990年相比，2004年欧盟的排放基本持平，美国的排放增长了15.8%，日本增长了6.5%，加拿大增长了26.6%，澳大利亚增长了25.1%。除了一些经济转型国家，大部分都未能实现第一期承诺的减排目标。

    “我很关心欧盟是怎么兑现承诺的，询问欧盟外交委员，他们语焉不详”，邹骥对《中国投资》说。事实上，大部分发达国家都没有实现减排目标，欧洲只有德国和英国完成了。

    从2005年，后京都议定书谈判开始启动，主要针对2012年以后的第二期承诺进行谈判。在这一轮谈判中，各国都对承诺持慎重的态度。同时，更多的变数出现了。

    虽然欧盟竭力占领气候变化道义上的制高点，但由其主导的《京都议定书》模式正在遭遇各种挑战。

    一方面，美国、澳大利亚拒绝《京都议定书》。主要担心是影响其经济的发展，但是最近迫于国内外压力态度有所转变。年初，布什首次提出要用更高的力度发展太阳能、核能、清洁煤等技术，通过技术创新和转让来应对气候变化。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妥协，而是希望在《京都议定书》之外，形成由美国主导的新模式。

    针对欧盟提出的“自上而下”的减排模式，美国和澳大利亚提出了“自下而上”的模式。美国反对定量减排，希望在《京都议定书》以外建立新的应对模式。这种新模式要求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减排体系，从发达国家减排变成全球减排。实际上，这否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此外，日本还提出一个“美丽星球”计划，争夺应对气候变化的话语权，希望主导气候谈判。

    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在产生新的分歧。”77国＋1“集团出现意见分歧，如小岛国和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也开始希望所有的国家都要承担减排义务，石油输出国则有自身利益，对气候变化应对模式有自己的立场——这些都对京都模式产生了冲击，京都模式在新的谈判中充满变数。

    中国积极行动

    虽然《京都议定书》没有对发展中国家设定限额，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将长期被排除在外。

    近来无论是达沃斯论坛（Davos），还是八国峰会（G8）上，中国都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焦点。美国、欧盟等国家纷纷利用气候变化向中国施压，希望中国进一步表态，承担有法定约束力的定额的减排义务。

    “国际压力尽管花样翻新，但是核心的一点就是：希望中国能承担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的限额，而且越快越好，越多越好。换句话说，就是承担和发达国家同样的责任”，邹骥告诉记者。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指出：“气候变化是一个发展问题，它是人类在发展中产生的问题，也必须通过发展来解决。发达国家过去无约束地大量排放，对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应率先承担义务。发展中国家历史累计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都很低，摆脱贫困是现阶段的主要任务，目前排放属于生存排放和必需的发展排放，应对气候变化，在没有找到现实可行的办法之前，应充分考虑发展权和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