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的共识是，“中国在变成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之前，做一个由法律约束力的定量的减排承诺不可能。”邹骥说。中等发达国家有很多含义，包括工业化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人们生活水平达到一定水平，贫困问题、农民问题得到大的改观。

    实际上，中国早已积极行动，为减排二氧化碳做出了巨大努力。仅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就少生了2亿人。

    此外，中国一直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退耕还林等政策，对减排温室气体做出了重要贡献。进入“十一五”，中央推动节能减排工作的决心和力度有目共睹。

    近日，英国外交部负责气候变化问题的官员约翰·阿什顿也说，中国在控制排放和高效使用能源方面做出了努力，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增加问题上指责中国是没有道理的。他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说，中国已制定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国性策略，努力控制排放和高效使用能源。

    绿色和平组织英国负责人也认为，对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美国、欧盟、日本也应负起责任。西方国家将工厂设在中国，从而将西方国家废气排放的一大部分转移到了中国。

    警惕环境贸易保护主义

    欧盟希望主导国际气候谈判。

    今年2月，欧盟提出3个20%目标：2012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20%，一次能源的消耗量要减少20%，再生能源的比重要提高20%，希望全球气候变暖控制在2度范围以内。在八国峰会上，德国提出关于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50%的建议。

    日本首相参加八国峰会时，也原则同意2050年将其二氧化碳排放缩减50%，但是日本没有明确基数。

    “我猜想下一次的八国会议上，作为东道国，如果美国气候政策没有变化、日本有可能将基年定在1990年”，徐华清表示。

    欧盟与日本对气候问题的高度重视，归根结底还是“发展战略”使然。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涛接受《中国投资》采访时表示，“从曼谷IPCC会议反映看来，气候背后的政治经济博弈相当明显。欧盟国家力主把气候变化本身放在这个报告里，要大家共同采取行动。但是共同行动意味着一系列会对贸易、投资、经济产生影响的措施。”

    多年来，欧盟和日本鼓励环保和节能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已拥有全球领先优势，这些技术和产品的推广意味着巨额收益，因此他们非常积极地推动应对气候变化措施。

    未来，国际贸易政策有可能受到影响，发展中国家产品可能会被发达国家以“高碳”名义拒之门外。

    胡涛认为，这决定了各国在谈判时是否愿意将气候问题渲染得更为严峻，换言之，气候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旗号。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2006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一项新的条例草案，建议将民航运输业纳入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配额交易机制，以利于欧盟总体减排目标的实现。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配额交易机制规定，欧盟各企业每年从其所在成员国政府获得一定的二氧化碳排放配额，如果排放量超出配额，企业须为超额部分缴纳每吨40欧元的罚金；如果排放量低于配额，那么没用完的配额可以卖给其它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