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际上讨论的，是除了自然因素之外的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这是公约里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定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要生产、生活，就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化石燃料的燃烧产生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另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种植稻田、畜牧业养殖、砍伐森林以及在石油、煤炭开采过程中的甲烷逃逸，都会形成温室气体。这些人类活动都是经济发展行为，气候变化问题是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所以它是一个发展问题。而且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一个发展问题，所以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发展问题。

    《中国投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出了许多具体目标，涉及经济转型、产业发展、能源结构等很多方面。确保这些目标完成，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和推进机构，气候办职能是否会进一步强化？

    高广生：国家方案确确实实是一个牵扯面非常广的。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可再生能源、控制工业污染物的排放，从农业到植树造林等等，方方面面都涉及到，所以马凯主任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这个方案的实施，要“一个结合，两个推进”。就是要结合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环境友好社会，要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整体实施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这个方案的实施不是孤立的，而是全社会都要参与进来。两面推进，就是减排温室气体和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这个也要靠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

    作为办事机构，气候办的机构也是离不了的，这方面的工作总得有人去干。当然，现在的机构不适应工作要求，国务院也认识到这一点。现在，国务院的文件已经下来了，把过去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改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组长由温家宝总理担任，副组长是曾培炎、唐家璇，办事机构设在发改委。

    国务院也决定充实办事机构的力量，具体文件还在起草过程当中，至于充实到什么程度，现在我还不好说。

    《中国投资》：目前，我国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处于一个什么水平？

    高广生：首先，在科学上，我们对气候变化的认识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对每个地方怎么变、变多少，不同区域的影响有多大，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我国组织了很多科学研究，而且会进一步加强。

    其次，现在灾害性天气增加了，要想减少损失，就需要加强监测、预报、防止灾害的预警系统，这是软件。从硬件建设来说，根据我们已有的认识，工程建设应该跟上。比如洪水在局部地区的增大趋势，原有的防洪标准可能就跟不上，要根据新的情况加固。海平面上升，防浪堤能力标准也需要提高。在干旱地区，要确保老百姓饮用水系统、灌溉系统，加强水源的保护更加重要了。需要提高的能力还有，气候变化了，农作物适应的种植区域就有可能变化，要研究不同品种的适应区域。对于不同区域的植树造林树种，都应该做一些调整。

    还有，要研究气候变化对一些重大建筑工程的影响。比如我国修建青藏铁路时，就充分考虑到气候变暖的影响。这一块的能力也需要进一步提高。

    《中国投资》：气候变化对我国的整体影响比较大。对于气候变化导致的灾害损失有没有一个准确统计？

    高广生：气候变化导致的灾害损失很难准确评估。因为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叠加在一起的，很难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