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和普通塑料比，生物降解材料生产成本是普通塑料的1到3倍，因此价格依然很高。以应用最为普遍的餐盒为例，聚苯乙烯材料制造的餐盒基本达到了8分到1毛，而目前全生物降解的淀粉基餐盒成本在1.8毛到2毛，特别好的在2毛到3毛。此外，在使用性能上，有些降解材料也略逊一筹，其制作的容器质地软，遇高热、高温易收缩，遇水易溶。

    成本高，缺乏生产经验，塑料制品厂家就不愿意采用这种高分子材料。国内市场的缺乏，使企业无法实现大规模生产。因此，尽管国际需求正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但国内企业的产能却远远满足不了需求。

    宁波天安作为国内最早从事生物降解塑料生产的企业之一，曾经获得来自政府资金的支持：2000年科技创新基金60万元，“十五”期间作为“863”计划课题单位得到资金100万元，“十一五”期间成为“863”重大课题单位。“政府的资金支持对企业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长远来看，市场才是企业的生存之道”，刘辉说。

    尽管国内缺少市场导向的强大支持，但出于对行业未来的看好，宁波天安一直是以所属集团的其它收入在弥补生物降解塑料生产的亏损。然而刘辉表示了自己的担心：目前，我国生物降解材料的生产技术处于国际先进地位，但与国外同行比，我们的市场环境却差得多。长此下去，国内行业的竞争力将得不到足够的发展，很可能逐渐变成弱势地位，那么当国内产生需求的时候，那时占据市场的只能是那些国际大企业。

    同样缺乏政府支持的还有蒙西集团。蒙西正准备对现有中试生产线进行放大，实现产业化生产，但是中试生产线中的一些设备不能够满足工业化运行要求，如何降低成本，缩短聚合时间，实现连续化聚合工艺还需技术上的支持；此外，如果实现产业化，还需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完全靠企业自己投入已经力不从心。

    国家有关部委曾经于2006年8月召集国内降解塑料的生产企业召开了座谈会，商讨重点扶持的技术对象及未来发展方向等内容，然而时至今日，仍未出台正式文件。

    “如果政府财政资金有限，不能给予资金支持的话，那么可以借助奥运会给予企业发展的空间”，刘辉建议。

    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组委会使用了2000-3000吨的降解塑料，如果2008年北京也能在包装物、办公用塑料制品等方面也使用这么大的量，就相当于国内企业一年的产量。

    奥运会为企业提供一个“舞台”，但不能说是“市场”。如果能够在奥运会上大规模使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那对于整个行业，特别是处于发展中的民族生物降解塑料企业，都是一个莫大的支持。刘辉对此很期待。

    目前生物降解塑料及其制品出口仍没有一个明确的海关编码，而只能是采用“塑料”的统一编码，因而也只能享受和塑料一样的出口退税税率。翁云宣建议，如果能够给予在出口退税方面，给予生物降解塑料生产企业一个相对高的水平，国家和地方可以给予企业一定低息贷款，对其也是一种扶持。此外，在一些领域强制传统塑料逐步退出市场，鼓励生物降解塑料应用。